1973年，一个特殊的年代。厦门大学阅览室，一个特殊的地方，我捕捉到一个让我心动的形象：黑瘦高个，脸上疤痕累累，面部表情刚毅、坚韧，似乎永远也不会笑，精神忧郁中带着男人特有的执着。这正是我梦中的白马王子形象，他引起我的关注。

每次到阅览室，他都已等待在门外。当老师打开门的时候，他便大步流星地扑向某个书架，很快找到一本书，直读到老师打铃关门为止。而每次我在书架前，总是漫不经心地翻着，找不到一本书能让我爱不释手。我很纳闷：他在研究什么问题？在读什么书？他是如何自学的？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？

终于有一天，我和计志鸿同学把他约到了大榕树下，我们把话题锁定在学习方法和经济学的有关问题上。

让我想不到的是：他这个人话匣子一打开，还是非常健谈的，而且，对人不设防，以诚相待。那天，我们从学习方法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，谈到鲁迅、谈到亚当、斯密，柏拉图，还谈到了人性、人生、理想和眼下的文化大革命。他说："总有一天，人们会重新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。"这句话，使我非常吃惊。

从那以后，我似乎感觉到他和我有了某种亲人般的关系，或者说，潜意识中，我把他当成了一个哥哥。因此，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。那年暑假，他没有回家，参加了帮助图书馆整理图书的工作。我则留在学校看书，有时，也和同学一起去晋江、泉州等地游玩。

每天清晨，我总是奔向大海。厦门的海边风浪很大，不象烟台海边这么风平浪静。记得那时上体育课，学习游泳，我们几个女生手挽着手，奋力冲向大海，那样子就像要慷慨就义的先烈们一样。

每当清晨我来到海边，就看见厦大足球场上有我关注的人在跑步。他骨瘦如柴，穿着背心短裤，奋力奔跑在那宽大的绿茵地上，身姿真有几分矫健。他耐力较强，速度绝对不行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学校组织环城跑，他最后一个到达终点，得到了精神鼓励奖。在那个炎热的夏天，整个球场上只有他一个在跑，而且风雨无阻，从不间断。我有时坐在观众台上，看着他，总有点想入非非。这么一个积极向上、生机勃勃的男人，他能属于我该有多好啊！

我很喜欢听男生们的辩论，因为他总是在争辩中取胜。他声音不高，但气势逼人。大多数情况下，他的观点正是我赞同的，他的雄辩才能让我十分佩服！但有时候，他也以诡辩取胜。比如，有一次，有个同学说了"单口相声"这个词，而他却说："单口的不能算相声，只有两个人相互说的，那才是相声。"听到这，我真为他担心，看来，他对相声这门艺术不够了解。可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男生竟然被他给唬住了，承认自己说错了。我在心中大笑：这家伙，无理狡三分，竟也能取胜。在南京化工厂实习的时候，我们全体住在一个剧场里，女生在台上，男生在台下，中间隔着幕布。每天晚上，我们都从台上看台下男生们的各种辩论竞赛，至今想起来，还那么让人感动。那时我们多么年轻，多么健康，多么充满活力！

1975年6月，我们全班去了福建省漳浦县搞社教，我住的那个地方是石榴公社长兴大队。他那个大队离我们不远，是东山大队。由于我们大队由老练的班主任孙长宁带队，所以比较圆滑地处理了新、老工作队的关系，以及和当地农村干部的关系，过得比较轻松愉快。三个月下来，我竟然胖了十几斤。

即使这样，我还是了解到以前自己从未想到过的事情，农民的生活非常贫困，有一户贫农，全家四口人，三个盲人。当我以工作队的身份去看望他们时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娘，竟然一下子跪在我的面前，大声喊道："求求你们了，救救我们全家吧！我家连一粒粮食也没有了。"我抬头一看，她家的房子漏了一个大洞，从屋里可以看见外面的天空，床上连张被子也没有，只有半张草席！蚊帐什么的就更谈不上了，蚊子围作一团嗡嗡叫，景象实在太惨。让我年轻的心在流泪。我和老师把一袋大米放在老人身边，又拿起老人的手，放在米袋上。老人感动地痛哭流涕说："谢谢工作队、谢谢上级。"我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名贫困大学生，心被深深地刺痛了，总以为自己够穷的了，没想到还有比我更穷的人！我和老师默默地离开了她们的家。后来，经过详细的调查，由我执笔代表新工作队，写了一份"长兴大队调查报告"，在上交学校核省委的同时，我寄了一份给《经济研究》杂志社，但得到的答复是：版面有限，不能刊登！其实是迫于形式无法刊登，因为那时只能宣传大好形式，不能揭露阴暗面。

而近在几里地以外的他，看到老工作对和村干部串通一气，欺压百姓，看到无辜农民不明不白的死亡，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。年轻单纯的他，哪知道恶人的凶残，被老工作对告到学校，受到系领导的批评。他实在无法容忍这颠倒黑白的结论，但奋力抗争又告失败！他气愤极了！伤心透了！

为了安慰他，我以送荔枝的名义，去好言相劝，可他像一头愤怒的水牛，牛脾气上来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。我只好含着眼泪回到了长兴大队。

一年以后，我们毕业了。但我们从未谈到过个人感情问题，更未建立恋爱关系，只是我暗暗地爱着他。但是，当我知道，我们同时被分配到河南南阳时，我心中充满了莫名的欢欣！ 离开厦门的那一刻，不知是谁透漏了老师在他毕业鉴定中写了不好的评语，他跑到车站旁边的小树林，哭了。我的心陪他一起哭，但却不敢去劝他。我知道，他需要一个偏僻的地方，独自舔干流血的伤口。 我们结伴从厦门道南阳报到。路上，我们去了韶山冲毛泽东的故居，看到毛泽东小时候用过的小竹篮，看到杨开慧为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，我们都非常感动。我买了两个茶叶盒，一个送给了他。在我心中，已经把自己许配给了他，而那难以出口的"我爱你"三个字始终只是藏在心底里。

到达南阳的时候，正赶上春节放假。我邀请他到二胶厂玩几天。于是有了我们朝夕相处的七天！这是让我难忘的七天，七天中，我们互相了解了对方二十多年的历史。我们都是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，都在扑灭草原大火中立过功，受过奖，都是从在建设兵团时就开始研读马列的六本经典著作，等等，等等，有太多的共同语言、共同爱好、共同信念……但是，那个关键的"爱"字仍然吐不出口，就连"喜欢"这个词也没有说。他告别了我和伏牛山，回油田报到去了。临分别的那一刻，我们握了手，一股生机勃勃的雄性生物电流通过那一握，传到了我的心里。我明白了他的涵义，从此，我决定，非他不嫁！剩下的只是耐心地等待他开口求婚。

他到达五一油田以后，被分配在计划处搞统计工作。按照油田的传统，他需要到勘探、钻井、采油各队去实习一圈，然后才能回处里搞统计工作。这一切，都是他第一封信上讲的。如此而已。 我给他回信的时候，在对他的称呼上犯了难。如果写"亲爱的"，我觉得为时太早，不妥；如果只写XX同学，又怕他看不出我对他的喜爱之情。思来想去，我故作姿态的写了"尊敬的XX同志。"

从此以后，我们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鸿雁传书，其间谈得最多的是人生、理想和爱情。那时，我曾千百次猜测：他会怎样向我求婚呢？是浪漫的爱情诗？还是诚实的诺言？然而，都不是。那天，在河南工作的八位同学聚会在二胶厂，我们相约一起爬山，当来到伏牛山瀑布的时候，他突然对我说："咱们俩中间的那层窗户该捅破了吧？同意嫁给我吧！这长流不息的伏牛山可以作证，我会一辈子爱你的。"没等我回答，他就徒手从瀑布旁边的悬崖上攀登到了顶峰。对着连绵起伏的大山，他终于喊出了"我爱你"三个字。 ……

二十五年过去了，弹指一挥间，我似乎还能听见那伏牛山的回音。但是，我们已不再年轻，我们爱情的结晶--亲爱的儿子，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。看见他们小两口那亲密的样子，不由我就会想到我们的青春时代。今年，是我们的银婚纪念，我特意把结婚时在郑州火车站照相馆照的那个一寸照片，扩印成了大彩照，镶在镜框里。我祈求上帝：保佑他的身体健康，让我们一起慢慢变老。争取双双去迎接我们的金婚纪念日。

啊！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让我谨以此文献给我们的银婚纪念吧！

我的大学老师们